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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对自贸区“消极改革”说不

发布时间:2017-07-06 14:49 类别:自贸区新闻
当浦东开发的25年经验还被别人奉为圭臬的时候,这个改革开放的“新窗口”已经在酝酿新一轮的全面改革了。
 
这是一个从农田中崛起的“改革样本”。从1990年至2014年,上海浦东经济总量增长了118倍,地区生产总值达7110亿元人民币,吸引了世界500强企业中的308家落户于此。因此,有人说,浦东已经从“创一代”变成了“富二代”。
 
日子好过了,改革还要不要?其实,从2005年开始,浦东在成为首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的同时,就开始了“二次创业”。
 
10年以后,“二次创业”不仅没有停歇,担子却越来越重了。上海要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浦东作为核心功能区依然责无旁贷。
 
但改革显然不能再走老路。当老的理念落伍了,老的工作机制不灵验了,老的方法不管用了,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
 
“有人认为现在依法依规、照章办事,各部门各司其职、运转有序,一切都井井有条,干嘛要改呢?”在最近的浦东新区第三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直陈“消极改革”的病症,分析表和里、因和果,并为此开出药方——思想解放。
 
当中国走到重大改革的关口,观念的检视和自我革命,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儿。在沈晓明看来,“当前浦东二次创业处在关键阶段,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转型进入关键期,工作的难度很大、要求很高、责任很重。浦东又到了亟需解放思想的关口。”
 
 自贸区要“敢改”也要“会改”
 
今年4月27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扩区,新纳入的三个片区是陆家嘴、张江和金桥,面积从原先的28.78平方公里,扩展至120.7平方公里,成为全国唯一有完整行政区划的自贸试验区。
 
很多人将此理解为上海自贸试验的“2.0时代”,意味着自贸试验范围更大、层次更高、领域更广。
 
不过,自贸区成立近两年,各方评价不一,有赞有弹。有人认为,自贸区改革进展不够快。也有企业提出,感受不到自贸区试验带来的明显效果。
 
“我们希望听到关于自贸区的各种声音。”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朱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改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改革的难度大,红利释放的时间也会更长,“曾有外地政府前来考察学习后询问,除了制度改革之外,是否还有更核心的优惠政策,但我们确实没有。”
 
“上海自贸区站位比较高,提出来的改革措施,改革力度大,涉及方面多,需要协调的方面和克服的困难也多。”朱民坦言,目前的进展和市场的预期有一定差距,“但我们会朝这个方向一直努力。”
 
今年4月,上海自贸区的“深化改革方案”在国务院获批,有了一些新的提法,例如“探索建立采信第三方信用产品和服务的制度安排”“配合国家有关部门试点建立与开放市场环境相匹配的产业预警体系”等。
 
不过,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管理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仍旧是上海自贸区改革的重点领域。
 
“主要是改自己,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朱民曾负责上海市外商投资管理工作,与外商的一次交流让他印象深刻,“我问他,上海的投资环境与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他的回答是,拿同一个政策去问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人,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在朱民看来,这意味着上海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较好,是上海的优势,但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上海的劣势,“大家都按规则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种改革动力不足的倾向也成为上海市和浦东新区主政领导的心头之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多次要求上海市干部,要“打破坛坛罐罐、拆除篱笆围栏,增强改革创新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在近期的讲话中,把“消极改革”的问题,剖析为“六不”:不愿改、不必改、不会改、不放心、不敢干、不畅通,观点和案例都十分犀利和尖锐,直指改革症结。
 
对既有规则的突破成为自贸区改革的一大挑战。“许多企业感到办事人员的态度很好,但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沈晓明认为,症结在于,对待规则过于死板。例如,按目前规定,企业注册和股权变更要求全部股东必须同时到场笔录和录像,但是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引进投资和投资退出很频繁,创业投资人都是满世界找项目,要求所有投资人同一时间到场,几乎不现实。“真正有影响的改革都是突破现有规定的,抱着原来的条条框框不放,改革就失去了意义。”
 
“自贸区运行22个月来,我们最大的一个体会是,要形成一个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才能说服上级主管部门和兄弟部门,一起参与到改革中来。”朱民坦言,制度体系的改革是有层次的,既有上下认识一致的地方,也有上下认识不一致的情况,“我们的确遇到很多情况,我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国家主管部门觉得有难度,原因在于,他们的立足点是现行的管理体制和办法,你必须说服他,他所担心的问题在新的监管体制下不会出现。”
 
“现在的难度在于,在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基本建成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哪一项不涉及到法制体系的规定?”朱民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现在改革已经脱离了单项政策的逐条修改,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深化和系统性的改革阶段,“中央把改革试点放在上海,就是希望上海撕开一个口子,趟出一条路子。”
 
很多人将自贸区的使命归结为一句话:以开放倒逼改革。“只有开放了,才能引进多元的市场要素,才知道我们的漏洞在哪里。”朱民表示,现在扩大开放也进入了深水区,“扩大开放已经第三轮了,余地在哪里?”
 
以对外资的管理为例,朱民认为,目前的层次还不够深入,“国外的负面清单,虽然很短,但百分之八九十都集中在服务业。我们对制造业限制偏多,对服务业的限制偏宽泛,导致透明度不高。”
 
“自贸区的改革,客观上要求你必须是行家,否则你提不出与国际接轨的监管办法。”朱民认为,这就需要解决改革中“不会改”的问题。
 
“要从锁大门,到锁小门,最后到以后能锁抽屉。”朱民坦言,现在的问题是,都锁在大门上,背后的原因是研究不深、研究不透。“新版的负面清单在金融方面有个很大进步,过去只有4把锁,锁的是4个大门,现在有14把锁,锁的是14个小门。这并不是限制多了,是我们的监管更成熟、更透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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